□ 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见习记者 范语晨
婚丧嫁娶是每个家庭的大事，也是乡村精神文明的外化呈现。在2月13日发布的2023年中央一号文件中，“移风易俗”“整治高价彩礼”再次成为关键词，明确要求推动各地因地制宜制定移风易俗规范，强化村规民约约束作用，党员、干部带头示范，扎实开展高价彩礼、大操大办等重点领域突出问题专项治理。
移风易俗对农村发展有何重要意义？其难点和突破口在哪里？如何看待提高农村妇女社会经济地位与移风易俗之间的关系？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记者就此采访了相关专家。
移风易俗，事关乡村全面振兴与和谐家庭建设
乡村振兴战略是新时代“三农”问题的总抓手。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社会和生态文明教研部副教授王晓莉指出，农村移风易俗事关乡村全面振兴。她表示，“‘防返贫’是‘十四五’时期国家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的重中之重。而在过去建档立卡贫困户中‘因婚致贫’最为普遍和严重，并由此带来贫困家庭债务、婚姻家庭危机、彩礼纠纷乃至危及社会公共安全。因此，中央一号文件再次强调移风易俗，有助于防范化解‘因婚返贫’现象的发生以及由此引发的一系列社会问题。”
移风易俗不仅关系着物质上脱贫致富，也是农村精神文明建设的应有之义。“‘推动各地因地制宜制定移风易俗规范’，出现在今年中央一号文件第三十条‘加强农村精神文明建设’中，这体现了精神文明建设对现阶段乡村发展的重要性。”西安交通大学公共政策与管理学院教授杨雪燕表示，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推进，农村经济发展卓有成效，“在物质文明发展的同时，国家高度重视精神文明的建设，移风易俗就是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杨雪燕说。
王晓莉认为，从国家顶层设计入手建设乡风文明意义重大。“红白喜事的盲目攀比不利于良好乡风文明的建设。”王晓莉说，移风易俗和乡风文明建设是一体两面、相辅相成的系统工程，中央一号文件的指导部署，有助于系统抓、长久抓。
此外，杨雪燕指出，移风易俗有助于和谐家庭、文明家风的建设。“家庭是社会的基本单位，家庭的和谐健康发展关乎整个社会的和谐健康。中央一号文件强调移风易俗，体现出国家对婚姻家庭问题的高度重视，与中央一号文件中提出的注重家庭家教家风建设密切联系，相辅相成。”杨雪燕说，“婚丧嫁娶风俗的革新，对于构建和谐健康的家庭关系和家庭文明至关重要。”
移风易俗，需充分发挥群众自治组织作用
高价彩礼、大操大办伤财费力，却为何屡禁不止？受访专家从多个角度剖析了移风易俗的治理难点与应对之策。
杨雪燕认为，高价彩礼等现象发生在婚姻家庭领域，“用公共权力去治理、引导私人领域的问题，难度相当大。私人领域中的现象往往很难直接测度，并以量化的指标去管理。从政策尺度上看，治理高价彩礼、大操大办等问题，过紧和过松都是不妥的。”杨雪燕分析道，“如果过松，就无法引起大家的重视，攀比之风可能会越刮越凶；如果过紧，采取简单粗暴的方式去约束，又可能产生一系列负面效应，对婚姻关系的建立和家庭的发展反而不利。因此需要张弛有度，以柔性引导为主。”
婚丧嫁娶的仪式，看似是表面文章，背后则是一整套传统文化和价值体系，王晓莉认为，重塑这套价值体系，对治理方式考验极大。“中国传统的婚姻观与生命观息息相关，是一个完整的价值体系，红白喜事是其重要的载体形式。因此，治理高价彩礼等乱象，一方面需要在治理程度上把握平衡，防止‘一刀切’全面取缔彩礼对于乡土社会带来的观念和规则冲击；另一方面又需要在形式上守正创新，防止以‘限高’等打压手段为的‘一堵了之’，方能塑造新婚俗观、新生育观、新型代际关系。”
2021年4月以来，民政部已在全国确立了32个婚俗改革实验区，基层政府根据各地情况纷纷拿出实招。受访专家认为，从目前成效来看，发挥党员干部带头示范作用，发挥农村基层组织、群众自治组织的作用等方式对风俗变革有较大助力。
“公权力最容易约束和影响的是公职人员。因此，党员干部以及在村里有一定威望的家庭充分发挥带头作用，以身作则简化婚丧嫁娶的习俗，不搞排场，对群众而言有着很强的示范影响作用，久而久之会引起观念的改变。”杨雪燕表示。
王晓莉则指出，移风易俗涉及的是群众风俗习惯，更需要动员群众的力量进行治理。“群众自治性组织自行制定的村规民约，不仅针对一些重要的民俗文化行为进行规范，更能够针对男女不平等的土地权益、集体经济收益分配等问题提供解决之策。”她建议，基层党委、政府应规范并引导自治组织修订性别平等的村规民约，并鼓励通过公益创投、政府购买服务等方式吸引社会组织、民间团体等社会力量参与婚俗改革相关工作。“此外，要鼓励基层组织结合当地实际情况对症下药，切忌盲目干涉农民在婚姻市场中的自由选择，在减轻农民的婚姻负担的同时，积极营造和谐向上的健康婚恋观和乡风新文化。”
移风易俗，需培育男女平等的性别文化
受访专家进一步指出，如果说发挥党员干部示范带头作用、发动群众自己管理自己，是移风易俗的柔性治理方式，那么维护妇女权益、提升妇女素质、培育男女平等的性别文化，则是移风易俗，特别是治理高价彩礼的根本之策。
杨雪燕表示，治理高价彩礼不能只从表面上要求低彩礼、零彩礼，而应去追问彩礼存在的根本原因。“彩礼的根源在于，传统的嫁娶文化中，女性结婚后就离开了自己的家庭，加入了男方家庭。男方家庭多了一个劳动力，女方家则损失了一个劳动力。这种观念依旧存在于不少农村地区，并影响着女性包括土地权益在内的经济权益，已出嫁的女性不继承财产、没有土地分配权利等习惯依然没有根除。”杨雪燕说，“因此，彩礼往往成了婚姻中的女性及其家庭基于现实考量做出的要求。如果上述问题得不到解决，一味要求零彩礼，其结果依然是对女性不公平的。”
此外，“生男偏好”也致使彩礼居高不下。“出生性别比失调对男性婚姻挤压的影响，是‘高价彩礼’的结构性成因。”王晓莉介绍，中央财经大学张川川等人的研究已对两者之间的相关关系进行了实证检验，适婚人口性别比每提高1个百分点，彩礼支出显著上涨2.037%。出生人口性别比失衡，源于农村社会的‘生男偏好’，其背后是男女不平等的土地和集体利益分配。
对症下药，标本兼治，从根本上保障妇女合法权益、提升妇女社会经济地位，在“三农”问题的顶层设计中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
“我们欣喜地看到，实施农村妇女提升计划、保障妇女在农村集体经济中的合法权益也在2023年中央一号文件中得到了充分体现。”王晓莉表示，“究其根本，以‘高价彩礼’为重点的移风易俗工作，其实质还是男女平等性别文化的培育工作。要打破生育观念和彩礼负担之间的恶性循环，就需要从观念更新、制度变革、技术支持全维度推进，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的路径相结合，共同创建性别平等的乡村新规则和乡风新文化。”